達達阿比，與難民共度雋永時光

肯亞（Kenya）達達阿比（Dadaab）在30年前搭起第一座難民營，收容逃離內戰的索馬利亞難民。達達阿比難民收容中心在高峰期大約住了50萬人，許多難民至今已在這裡棲身30年，還有些人是在難民營出生，對外界生活一無所知。自從達達阿比設立難民營，無國界醫生（MSF）就長期為當地難民提供醫療保健服務。無國界醫生最早是在1992年開始服務難民營，現在更成了當地達加哈雷（Dagahaley）難民營的主要醫療保健提供者。南非攝影師林鐸庫爾．索貝克瓦（Lindokhule Sobekwa）最近造訪達達阿比，與好幾代都在難民營出生成長的幾個家庭見面；身為難民究竟意味著什麼？他開始質疑起自己原本的看法。

發掘難民營的苦難現實

對我來說，把某人稱為難民聽起來還蠻怪的。我老是聽到大家談論難民，但不知道世界上最大的難民營就在肯亞的達達阿比；我想親眼看看這個地方是什麼樣子，那裡的人又面臨什麼挑戰。當然，在那裡生活的人比我更瞭解現實的樣貌，因此我無法告訴你他們面對什麼挑戰，不過我倒是可以告訴你這地方帶給我什麼樣的強烈體驗。

我曾經到肯亞出過其他任務，但對達達阿比一無所知，這算是我的難民營初體驗。因為南非新聞有報導，而且有些索馬利亞人就在我的國家生活，有些還是我的朋友，所以我知道索馬利亞局勢緊張，不過我朋友從沒提過難民營。南非發生過不少針對國內索馬利亞人的仇外攻擊及謀殺事件，但無論在這裡的遭遇如何，他們還是選擇留在南非；我去達達阿比採訪的家庭，絕大多數也一樣說自己絕不會回家。家，從來就不是他們的選項；即使國外或難民營充滿危險，他們還是寧願避居當地。

飛機降落時，我往窗外看達達阿比究竟是什麼樣子。我記得有種前所未有的感覺油然而生，揉合了緊張及興奮。剛到達達阿比的索馬利亞人或許也有同樣的感覺。出發之前讀到的資料讓我覺得緊張，美麗又上鏡的景致則讓我興奮。我在營地遇到的人都很友善，比方說，當我在市場拍照工作，每個人都會微笑，讓我覺得相當自在。不過，除了這種暖心的歡迎，我還是試著記住從新聞讀到的另一種現實，也就是當地有民眾遭到綁架的故事。

拼貼難民集體經驗

我在達達阿比發現許多獨特的故事。拍攝人像之前，無國界醫生的媒體推廣專員保羅（Paul）和我先逐一採訪拍攝對象，了解他們是誰、從哪裡來、在營地生活了多久。有些帶新生寶寶去醫院接種疫苗的母親跟我說，她們是在難民營出生，對索馬利亞一無所知，只能從父母說的故事想像索馬利亞是什麼樣子。難民營裡出生的孩子已經是第二代，孩子父母大多是在局勢最緊張的90年代初期離開索馬利亞。聽到這些孩子不只是在難民營裡生活，還是在那裡出生，這一方面很有意思，另一方面也讓人心酸；他們都對營地要關閉的消息憂心忡忡，但這也不是有關當局第一次揚言要這樣做。

我和難民有關難民營的對話，讓我想到不妨用拼貼方式來述說他們的故事。對我來說，有太多故事往往彼此相關，匯聚個人經驗拼出全貌自然有其意義。比方說，我的一個拼貼作品是以躺在毯子上的一位父親為主角；同一個畫面裡，另外還有這位父親與女兒散步的影像，也擺了他的衣物與其他個人物品的影像。這位父親名叫卡西姆（Khasim），1990 年代離開索馬利亞，親眼目睹第一任太太和兩人的孩子遭到轟炸，這起痛苦難忘的事件至今仍在心頭揮之不去。我想，事發當時，他應該才剛下班，正要進家門的瞬間就發生爆炸，所有家人就此喪生。他和兄弟姐妹相伴徒步來到肯亞，無國界醫生是當時幫忙他的組織之一；他後來與其他難民一起加入無國界醫生，而且是第一批為無國界醫生推動衛教宣導活動的成員。卡西姆現在五十多歲了，有個和我一樣大的孩子目前學醫，一家人正在想辦法讓他繼續在肯亞唸書，或在國外唸也好。教育，是肯亞境內索馬利亞難民脫困的唯一希望。

我們在另一幅拼貼畫中看到三位女性，一位置身前景，兩人則融入背景。她們的故事很有意思。其中一人是在2007年抵達難民營：她來自索馬利亞少數民族部落，嫁給屬於國內主要氏族的丈夫，由於受到丈夫及夫家虐待，同時也考量自身安全，她決定逃離索馬利亞；因為剛到達達阿比時有些心理困擾，她加入了以女性賦權為宗旨的團體，她參與的專案幫她發展出一套本領和技能，克服了自身困難。

這類團體幫婦女獨立、賦權，但這位女士提到，有些難民營內的民眾反對讓婦女發聲，她因此遭到槍擊，不過沒人知道是誰動手；她還讓我看了傷口。儘管有這些阻礙，這位女士仍然持續推行與尋找新解方——她現在是社運人士，致力於為難民營內的婦女減少障礙，同時也倡議並促進女孩就學。我認為這是個美麗的故事。

我運用拼貼技術結合這些故事；和我交談的人，在某種程度上都彼此互有關聯，因此我試著反映某種集體經驗。他們共同經歷的一切，構成一整套相互串連的集體經驗。

聚焦人性

我目睹達達阿比難民的現實處境，強烈感覺應該要做些改變讓這些難民過得好一點，比方說取消營地的某些限制，也不要對居民生活空間範圍或收容人數設限。

我採訪了一位在難民營出生的女士，我記得她說索馬利亞是母親的家，不是她的家；身為難民，她沒有肯亞國籍，但拿到肯亞國籍是她的夢想——那意味著她有了歸屬。

這也是關乎於「常態」。因為難民地位創造出被視為下等人的社會群體。把人們關在營地生活很不人道。身為難民，即使你受過教育，還是沒辦法跟一般人有同樣的機會，薪水也比不上肯亞公民。達達阿比難民營存在了30年，需要建立正式的社區，應該要像一般社區有自己的市場和其他多數設備；這不該是用塑膠布搭房子讓人住的營地，居民的房子應當有牆壁和屋頂等妥善結構。這裡的人只不過是需要一點幫忙，讓他們能找到自己的力量、擁有希望。我在達達阿比遇到的人真的都對我有所啟發，我因此常保開放心態，也常想起許多難民的心態：無論如何，只要繼續推動，總有一天，一定有什麼會發生。

我想，這次經驗讓我意識到，能住在現在住的地方，自己實在很幸運，有一本能說明自己存在、能讓我回家的護照，真的很幸運。我知道，達達阿比現在有某人也希望能擁有我的生活。我很榮幸能擔任攝影師，能把某個人的故事轉譯給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知道。我一直把自己的攝影師角色，看作是帶著批判性的觀察者、調解人、人與人之間的橋樑。我一直希望自己的影像能促成某些轉變，即使只是改變某人對某地的看法，讓人把注意力集中在彼此共通的人性上，那也很好。